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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增值税制与地区竞争制度的新领悟

2018-08-09 22:29编辑:natherbexpo.com人气:


  那就是中国的地方债之所以会成为问题,都是因为中央政府打压房价,从而造成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不如当初借债用于征收土地、建设开发区时的预期,于是有可能出现收不抵支、无力偿还所有债务的违约风险——还有就是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也造成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回收年限拖长,但这个造成违约风险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只是拖长了回本时间,不像卖地收入是一次性形成,如果收入不能覆盖所有成本,并不能通过拖长时间等待后续有收入慢慢覆盖。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政府的项目都一定能获得不低于市场利率的回报率(即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达到了收支相抵),但这正如不是所有企业的生意都能成功一样,这只是个别地方政府的风险,属于非系统风险,只要通过竞争能淘汰失败者,这类非系统风险从来都不是中央政府需要担心的(正如个别企业做生意失败破产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竞争的结果,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不需要政府担心)。需要担心的是系统风险,即遍及整个系统之内的主体都普遍失败,说明出问题的不是个别主体,而是整个系统本身有问题。如我在《南都》发表的文章所言,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无论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主权债务,还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地方债),是源于没有未来收入去覆盖成本的社会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庞大支出,并不是个别政府一时之间预期出错、决策不当造成的,而是这些社会福利、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本身就是蚕食租值、造成租值消散的恶法,最终到达坐食山空、爆发债务危机的境地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完全不足为奇。但中国的地方债总体而言带来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可见这种由地方政府来负责借债建设基础设施的政策是积累租值(财富)的良政,个别的失败个案不足为惧。自从中央政府打压房价、人为造成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预期出错之后,地方债才成为问题,也证明了非系统风险变成系统风险的根源出自中央政府。错误的政策总是这样人为增加风险——准确地说,是增加了地方政府正确预期土地的未来收入的信息费用。

  从这篇文章,我想到以前我上过一门叫“中国经济”的课程,虽然那门课只有短短8学时,我还是在授课过程中对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理解又有了新的领悟(那门课主要就是把《中国会否走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内容简单地向学生介绍了一下)。当时我想着要把新领悟记下来写成文章,但一直没空。这次在《南都》发表关于中国地方债的文章,让我又想起教这门课时的新领悟,趁此机会赶紧写下来吧。

  领悟之一,是我在向学生讲述《中国的经济制度》讲到中国的增值税本质是分成合约,增值税率全国统一就相当于县级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成率是全国统一的,但这会违反了分成率要随土地质量的变化而变化(土地质量高的地方分成率也要高,因为分成率的本质是土地的价格)才能达成均衡的要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谈到分成合约时的一个注脚,却无意中破了案。马歇尔指出,如果地主、佃农都负担一部分土地的投资额,通过调整双方的投资额,可以使得统一的分成率也能达到有效率的均衡。张五常教授灵机一动,想到地价不就是企业(相当于佃农)所负担的土地的投资额吗?中国不同地方的地价是大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甚至是零地价、负地价地送地给企业,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含义着土地的质量低下,本应收取较低的分成率,但在增值税率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无法调整分成率,于是就用调整地价(减少佃农负担的土地投资额,甚至减到0或反过来补贴佃农以吸引他们也愿意来耕种特别劣质的土地)来达成均衡。

  但为什么选择的是增值税率统一、地价不统一,而不是选择增值税率不统一、地价统一呢?《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供的解释是一国之内有不同的税率不方便。但我上课讲到这里时,忽然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关键。为什么一国之内有不同税率就不方便了呢?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也有搞税收优惠的,就相当于是在调整税率。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税收优惠,一国之内是有不同税率的现象的呀。我再深入地思考,认为以下的解释能指出更关键的局限条件:增值税率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谈判出来的(朱老时开始搞增值税,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有过多轮的博弈,来来去去反复改了很多次,才最终定下来),双方都是政府,不是市场上的主体,这谈判的结果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相比之下,地价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谈判出来的,企业是市场上的主体,直接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它把这种竞争压力传递到地方政府,使得市场竞争的压力也约束着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地价的形成包含着更充分的市场信息,是更能反映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让它变化,比起让增值税率变化,能更准确地传递市场信息。当然,同一个县里的每一块地的质量都各各不同,地价变化能更灵敏地反映土地质量的差别,比起为每一块地都调整增值税率,显然是交易费用低得多的选择。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地价是地方政府与市场上的企业谈判出来、更直接地接触市场,才是最重要的原因。把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下放给县级政府,是因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市场,了解市场的信息费用更低。同样的道理,让地价而非增值税率变动来传递市场信息,是因为参与地价谈判的主体之一就是直接在市场之内的企业,不要说中央政府、就连地方政府都不如它们了解市场的信息费用低。也就是说,虽然为了降低地役权谈判的交易费用而将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给了政府而不是市场,但在此大前提下,中国的土地使用制度的各项细节都安排成尽可能地接近市场,以最低的信息费用传递市场信息,确实是一个不世出的精妙制度啊!——更妙的是,如此连细节都精妙无比的制度,可并不是靠什么“顶层设计”搞出来的,而是在竞争着发展经济的压力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多轮反复博弈而形成的。博弈的行为存在,博弈论这理论却是废物。博弈行为的意义是,正如市场上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一样,其实是一个传递、整合信息的过程(而不是像博弈论这废物理论那样把重心搞错成是利益不一致的参与博弈者只懂竞争、不肯合作)。通过多轮反复博弈,更接近市场的地方政府把各个局部的信息上传给中央,更能统观全局的中央政府整合所有信息不断调整制度的各个细节,最后臻于完美。

(来源:维信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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